由周来祥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华审美文化通史》，是我国现当代第一部全面系统探索和弘扬中华文化和谐传统的鸿篇巨制。   

    首先，《通史》明确提出和谐思想是中华文化中发源最早，且绵延不绝，通贯古今的根本精神和优良传统之一。《淮南子》有“含德怀和”，《史记·黄帝本纪》有“协和万邦”，表明在远古时代，“和”已经成为我们先祖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了。而“和谐”在周代礼乐文化中已成为核心的观念，“礼辨异，乐敦和”，礼、乐成为治国安邦之大政。春秋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论断，把“和”提升为一个哲学范畴。孔子及其弟子有子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主张“仁者，爱人”，并把“中庸”延伸为一个“至善”的伦理学话语。孟子把孔子的“爱人”深化为“爱民”，强调“民为贵，君为轻”，主张“与民同乐”。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孙子兵法》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和”提到三和之首。老庄道家更重天人之和，更重人与自然之和，把天人之和的“天乐”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汉代董仲舒不但发展了“天人之合”的思想，并论述了“和”的普遍性，他说“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这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人类思想史上，也是第一次提出了和谐的绝对性问题，极大地推动了和谐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到宋元理学，特别是在朱熹的著作中，“和”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普遍化，从意识观念、思维模式到行为准则，从哲学、文化、伦理、政治到平常生活，无不贯彻着“和”的精神。直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中庸问题上仍极力推崇朱熹的正统地位，并坚决“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继续彰显“中和”精神。这大概要到近代王国维之倡导崇高、悲剧，鲁迅之盛赞“摩罗诗力”，反对“大团圆”“十景病”，情况才起了大的变化。“和”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绝非虚言。   

    其次，《通史》不但在时间上展现了和谐传统，还在广阔的空间上，描绘了和谐精神的广泛性、普遍性，它像一种文化基因潜存于中华文化的各种形态，各种类型之中。美是和谐，正是和谐的普遍性，规定了中华文化之审美性质；正是和谐的普遍性，使得“庖丁解牛”、“轮扁斫轮”出神入化，达到自由的审美境地；正是和谐的普遍性，使得方块汉字成为一种可供观赏的甲骨文，创造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书法艺术，成为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正是和谐的普遍性，使老子的“无为”、庄子的“逍遥”成为审美的哲学，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审美境界；又正是和谐的普遍性，养育和陶冶了中国的文学艺术，使之成为希腊艺术之后人类艺术发展史上又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   

    再次，《通史》不但在总体上展现了和谐精神的传统性，而且把它贯穿于每一个个案研究之中。在这种宏观与微观、总体与个别的互动中，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了各个文化现象的和谐内涵，发前人所未发；一方面又相互论证、相互辉映的时时处处地令人感受到和谐文化的博大精深。如书中对《太极图》的审美分析和历史考索，有力地说明了它是“中华和谐美第一图”，显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见。如在老子、庄子、孔子的研究中，也特别强调了老子“两不相伤”、“居下”“守中”的思想，庄子关于“天和”、“人和”的论述，孔子的“仁”、“美”与“和”的内在关联，并把孔子的思想与他的为人、行为、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作为“大哉，孔子”的一个完整的审美形象来描绘，也极有见地和特色。   

    《通史》还站在人类文化总体发展的高度，以比较的眼光，审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各自的特色。指出西方文化是“偏于客观的哲学与美学”，而中华文化则是“天人合一”的主客体统一的文化；西方是偏于美、真统一的哲学的逻辑的美学，是客观性与真理性、科学性与宗教性结合的文化，而中国则是偏于“美善相乐”的审美文化，是偏于主体性与社会性、伦理性与审美性相融和的文化；西方是偏于对立的斗争文化，而中国则是偏于“相反相成”、“相辅相成”、“求同存异”、“相互包容”、“共生共存”、“共进共荣”的中和文化。“中和”（和谐）文化是中华文化对全人类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